治理电信诈骗勿忘基层治理

在徐玉玉上大学的学费被骗猝死后的第10天，6名嫌犯全部归案。据公安部门介绍，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人来自福建，其中的3名来自安溪县，另两人来自永春县，安溪和永春相邻。唯一的非福建人是19岁的熊某，他的户籍地虽在重庆丰都，但其两岁时便跟随父亲到了福建，并一直生活到现在。(8月27日《新京报》)

其实，以上安溪和永春的情况并非个例。今年上半年曾有媒体整理了国务院点名批评的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其中包括经常冒充黑社会诈骗的河北省丰宁县、重金求子诈骗的江西省余干县、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假冒QQ好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机票退改签诈骗的海南省儋州市、网络购物诈骗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4月29日腾讯新闻)。电信诈骗由几个人犯罪向多人发展，再发展到全村、全县乃至全市，如此区域化、职业化的特点是多么可怕的犯罪现象。就刑法规定而言，这些“集体作案”的犯罪，已经大大超出了刑法规定的犯罪集团的概念与范畴。

当然，这种区域化、职业化的犯罪在当地已经具有民众基础，甚至达成了共识。媒体调查发现，在福建安溪县，谁骗到了大钱，不被认为是犯罪，反被认为是“有本事”，甚至有姑娘嫁人先问搞不搞诈骗。据说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在那里，骗钱成了一门人们相互“攀比”的生意。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再如，湖南双峰县一度被媒体称为“假证之乡”。央视曾报道，当地走马街7万人口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最猖狂的时候，出现了一堆农民围聚在银行或者邮政储蓄所，一边赌博聊天吃喝，一边用手机骗取各地民众钱财的奇特场景。

同时，电信诈骗能够达到如此疯狂的程度，也有“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在当今信息时代，诈骗者可以轻易获得发送短信的伪基站，办到想要的各种电话卡，在网络上买到各种个人信息，如此等等，一些运营商、金融机构和其他信息买卖者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便利，他们也是诈骗犯罪的“帮凶”。然而，这些“帮凶”因技术性高、隐蔽性强，很难被证据锁定，所以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

事实上。针对如此严重的电信诈骗，中央一直强调要严厉打击，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并于当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项被视为“集中歼灭战”的打击犯罪专项行动。这一专项行动于今年2月决定延长至今年年底，还确定了一批重点整治地区，“要求限期改变面貌”。就在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上海考察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时强调“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并提到“深化重点地区整治，防止形成新的案件高发区和犯罪输出地”。但上头的强调还需要下头贯彻执行。全县、全市的犯罪势头大都是由村里发展起来的，把诈骗犯罪遏制在最基础的“村里面的部分人”这个萌芽阶段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萌芽阶段没人管，或者不被当回事，才发展到后来全村人“集体作案”。

根据犯罪学原理，犯罪可能被效仿而形成复制效应。在徐玉玉案中，嫌疑人有着相同的背景：家庭困难、初中辍学、打工没挣到钱，遂铤而走险，加入电信诈骗。在电信诈骗成员中，很多都是通过同乡介绍加入犯罪的，且呈低龄化倾向。当诈骗成了一种职业，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都搞诈骗的现象。如此情形，质疑村民的价值观问题显得过于高大上，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及早发现传染源，进行隔断治理，是阻却模仿，防止社会走向负面认同的重要途径。这些更需要基层治理者发挥火眼金睛的作用。

在种种电信诈骗案中，个人信息泄露为电信诈骗分子虚构假“剧本”，以蒙蔽受害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尚未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时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仅仅靠刑法规定的几个罪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同样，电信、金融等单位违反实名登记和汇款提醒等义务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也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电信诈骗虽然是犯罪人所为，但金融和电信技术客观上也是他们实施诈骗犯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单位研究防治电信诈骗的技术同样也是一种责任。电信、金融行业的基层单位分布甚广，它们无疑也是有效治理电信诈骗的必要拼图。

在地方上，由于官员的政绩要靠经济发展状况来体现，所以，一些地方基层官员只注重当地经济发展，不论致富手段如何，以致对惩治违法犯罪有意不作为。长此以往，有的地方的诈骗模式遂发展成当地特色，甚至形成互相模仿和竞争的产业链。有的诈骗犯罪人发展到以经济为基础，有组织地向地方政府渗透，收买官员，拉拢、腐蚀警方寻求“保护伞”。因此，治理电信诈骗，加强地方基层治理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