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摘诺奖，理论也有Bug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理查德·塞勒。这位学者于中国而言并不陌生，其曾在中国出了好几本书。塞勒获奖前，笔者曾阅读过他的著作，但并不以为然。今日回头看，结论没有动摇。事实上，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入侵”经济学的产物，至少从自由市场的角度看，很多内容值得商榷。

“行为经济学”诞生于对现代经济学基础命题“理性人假设”的反思——每个人总力图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不过，这项假设很难称为公理，不仅“获取最大利益”定义含混，人类社会又普遍存在利他举动、或非理性的自戕自害。心理学家抓住这一痛脚，开辟出行为经济学的疆土——以行为学、心理学作为武器，论证人类存在大量非理性行为、市场存在非理性繁荣，他们力图矫正市场缺陷。

因此，行为经济学的起点是市场失灵，终点往往是政府干预。

行为经济学崭露头角始于21世纪初。2001年，阿克洛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贡献是“柠檬市场”理论——商家和消费者由于受困于信息不对称，经常会做出不利于己的举动。以二手汽车市场(美国俚语称为“柠檬市场”)为例，他认为二手车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使买者压低价格买，卖者抬高价格卖，整个行业趋于萎缩。阿克洛夫称此为“市场缺陷”。

然而，这样的判断正确吗?市场自有机制解决这种问题，根本无需人为矫正。二手市场并没有萎缩，而是越来越繁荣，所谓“信息不对称”从来是市场在自发解决的常态，何谈缺陷。

阿克洛夫之后是卡尼曼——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名著《思考，快与慢》介绍大脑存在截然不同的思维系统。一种是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审慎分析和解决问题，一种是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做出判断，大部分的人类活动都是在调动无意识。

塞勒的《助推》正是于此而成。其花了很多篇幅介绍卡尼曼思想，指出人类活动存在大量非理性。美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美股一只代码CUBA的股票莫名暴涨;医生建议患者实施手术，用成功率和失败率不同说法描述事实，患者反应大为不同等。

既然“非理性”如此普遍，塞勒建议，不通过强制命令，以软性干预影响人们的选择，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比如，为减少烟民吸烟，烟盒上大大标明“吸烟有害健康”;欧洲很多香烟公司，烟盒表面要画上吸烟患者丑陋的患部，以期达到减少吸烟者的目的……这些“助推”，就是利用人们的情绪，主动施加干预，从而影响行为的结果。

不过，这些“助推”干预商家可以用，政府也应该用起来，“温柔地推动”政府想要达成的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一开始人们税痛强烈，普遍抵制，后来发明了企业预扣个税制度，纳税人税痛减轻，政府也能够顺利征税。不过，“助推”究竟是否有利于市场自由，塞勒终究没有识别。

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消费者容易陷入非理性情绪，带来市场混乱。面对种种“错误”，他们提出的解决之道往往是政府之手。正因如此，行为经济学对“市场缺陷”的解读，对“有形之手”的迷恋，却可能使它成为一门干预主义技术。

毋庸置疑，行为经济学再度折桂必有其积极意义，但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热潮退去后，如何突破理论本身带来的限制、重拾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平衡，是任何理论需要审慎思索的问题。

□菁城子(罗辑思维主编)